为何大陆富豪移民？
其实中国富豪移民海外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90年代，但当时国内的经济水平还属于较低的水平，有能力移民的海外华人大多数已经在美国定居，属于中产阶级的上层，对美帝的归属感并不强。所以这些富侨二代移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脱离原来的国籍，而是为了寻找一个更适合下一代成长的地方。因此他们大多选择移民美国而不选加拿大、澳洲或者欧洲。 这些第一代富人移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“避税”和“教育”两个主要目的。
“避税”是为了减少子女日后继承父母遗产而必须缴纳的巨额赋税；而“教育”则是考虑到华人移民在海外无法融入当地社会，而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孩子送到国外学校念书，这样不但可以减少孩子的语言障碍，还可以让孩子们更早地融入当地生活，培养国际视野。当然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，有些富人移民也是为了享受更好的医疗和社会福利，又或者是为第三代移民做准备。
随着时间流逝，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，2015年和2016年是中国经济增速最高的两年，财富增长速度之快创下全球之最！这使得更多财富在中产阶级之间分配，从而也使得更多人拥有资产超过400万人民币（折合63万美元）的能力。
据《2017胡润财富报告》显示，中国大陆人数高达800万，占全世界海外移民人数的三分之一，比美国和加拿大两国总人数还要多，仅次于俄罗斯和印度。其中50亿元资产以上的富人拥有者数量最多，达到3.8万人，比10年前增加了4倍多，而这部分人绝大多数都是移民在海外的第二代华侨。
骆晶优质答主社会不和谐加剧
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形成新富阶层，这个阶层是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，由于存在不少管理空白和漏洞，在一些“寻租空间”中“成长”起来的。因此他们自产生之日就觉得内心缺乏安全感。过去20年来不断升温的移民热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也是这个群体安全感不断降低的一个产物。
中国新富阶层的移民活动大体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发展起来的，而2005年之后随着中国基尼系数突破0.4的“警戒线”，中国的社会不和谐加剧，特别是权贵资本主义凸显，使这一阶层的移民活动发展成一种潮流。尽管2007年后开始出现回落，但近年来，一些中国精英人士依然对海外移民充满兴趣，并以各种理由，采取各种手段办理移民。甚至一些原本放弃了外国国籍或长期居留权的人也开始后悔，千方百计重新获取外国护照，“曲线”移民。
事实上，中国新富阶层海外移民现象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已初见端倪，一些“先富”者移民海外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。不过，当时社会上对这种现象反映尚比较平静，人们普遍认为那只是个人自由，与自己无关。但2005年后，随着人们对基尼系数破线的震惊和“仇官”情绪的上升，有关移民的消息就开始使国内舆论产生“大震荡”。国内舆论也开始对这一现象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与思考，人们开始把它视为社会不和谐和贫富差距拉大的重要证据。这种舆论氛围加大了中国新富阶层的移民活动的“负面效应”，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“信任危机”和“道义”危机，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定的“心理恐慌”，特别是对很多尚未移民的富裕人士带来了巨大的“负激励”。
在这种社会环境下，为缓和国内社会舆论的“抗议潮”，一些海外移民者开始以各种方式通过国内媒体表白，他们称，他们的移民主要出于子女教育等家庭原因，而非仅仅追求经济利益。这些观点在国内舆论界引起了较大反响。一些学者从中国现实的教育和社会环境出发，认为这些移民者所言并非“谎言”，并称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的加快，中国新富阶层海外移民是一种“正常”现象。
“官源”色彩凸显
自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大陆赴海外留学的人数增长非常迅速。根据教育部提供的数据，上世纪80年代的10年时间，有14万人赴海外留学。到了上世纪90年代的10年时间，有30万人赴海外留学。在2000年到2004年的5年时间，有47万人赴海外留学。到了2005年和2006年这两年，留学人数已达到47万，留学人数几乎赶上了之前5年的总和。留学队伍中一些人后来加入了他们留学所在国的国籍，成为该国的移民。
虽然上述群体在海归潮中是主力军，但与前些年的移民潮相比，近年来的移民潮“官源”色彩凸显，一些拥有丰厚社会关系资源的人成了海外移民的“弄潮儿”，而这些人也往往成为国内舆论的“重点批判”对象，甚至国内部分舆论界人士“怀疑”一些从事“私企”的移民者其实都是“官商合流”的产物。
对于这种现象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郑磊认为，一些具有“官源”色彩的移民者是利用公共职位谋取私利的行为，这种移民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，使政府失去了管理资源。而对于技术移民，郑磊认为应该区别对待，既要防止人才外流，也应当通过各种方法减少人才流失的损失。
财富“水土不服”
从财富来源来看，目前中国新富阶层的大部分财富主要来自“体制外”的房地产、建筑、贸易等。这部分中国新富的海外移民，除了部分“官商合流”外，他们中的很多人在中国“体制内”其实没有获得“超常规”待遇，而之所以成为中国新富阶层，很大程度上是搭上了中国房地产业发展以及贸易流通体制变革的“快车”，并充分运用了中国加入WTO后“对外开放”的政策。
这部分移民者在中国的“体制外”取得了巨大的财富，但在“体制内”却“水土不服”，担心因财富过于庞大，遭到来自“体制内”的安全风险，因此选择移民是非常自然的事情。所以，这部分移民者很难“回头”，更不可能“像美国大亨那样回到家乡捐校舍，修马路，设立奖学金”。
对另一部分受聘于“体制内”经济部门的移民者，如果所在省区的“首脑
